Bocca il Lupo!!

最近，中正大學社福系的副教授陳孝平投書報端，抱怨電視記者播報新聞時的詞彙貧乏淺薄。他特地指出，「進行一個××的動作」這種陳腔濫調已多到令人厭倦的程度。

這的確是個好問題：為什麼電視台的小姐先生在播報救災新聞時，不說「救災」，而硬是要說「進行一個救災的動作」；當某政黨或政客鬧出緋聞而開記者會，報導也說「做出一個否認（或說明）的動作」。電視記者特別喜歡「進行（或做）一個動作」這樣的說法，這當然是無聊至極地沒創意；但這樣的句型，除了無聊之外，難道就沒有別的意涵了嗎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每個時代的句型、句法、詞彙，經常都反映出該時代的某些側面。「進行（或）做一個動作」這樣的句型，它所反映的，恰恰好就是當今這種虛無的價值與社會氣氛；在台灣，沒有什麼可以當真，人們無論做任何事或說任何話，其真假盡皆可疑，當真假業已難分甚或已不再重要，於是，任何事就祇剩下「動作」。「動作」者，彷彿肥皂劇裡為了情節需要而可以隨意加插進去的表演畫面。「動作」這個詞彙當道，所顯示的乃是當今台灣的一切，都已淪為「表演」的時代氣氛，不但政治已變為「表演政治」，甚至人們的人生也彷彿如戲，除了「動作」之外，已沒有任何東西堪稱實在。

因此，論及「動作」，首要之務乃是回頭重新反省Performance 這個關鍵字。在早期的政治學概念裡，一個政府或責任體制所完成的政治成績與效果而顯露於外，能被人感知的，即統稱為「政治績效」（Political Performance）。

不過，值得注意的，乃是Performance這個字由於凸出了行為或作為的外顯特性，因而它同時也相當的多義。一項活動或行為的進行與完成，可以用這個字；一次商展或公司的銷售表現，也可以用這個字；甚至一個人在公私機關或職位角色上的成績表現，也可以用這個字；當然更別說所有舞台表現的戲劇、舞蹈、音樂等可以被概稱為「表演藝術」（Performance Art）了。

因此，Performance 這個字，具有績效、成就、業績、表現、表演等多重意義。然而，無論語言字辭，它的意義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移動。以前的時代，由於社會變化較慢，因而人們在判斷事務時，遂自然而然地著重實質性的沉澱；人們在說話時，也不會過分的將語言和實體世界的關係扯得太遠。因此，務實的時代，當然使得 Performance 這個字的內容也變得比較務實起來。

不過，到了近十餘年來，隨著媒體的日益發達，以往那個務實的時代已告結束。人們每天被大量的媒體訊息所穿過，很快地記得，但又更快地忘記。實體世界已在媒體中被逐漸溶解，並被媒體所造成的「過現實」（Hyper-reality）所取代－－所謂的「過現實」，指的是「比現實還更實體性的世界」。舉例而言，目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上，任何事情設若媒體沒有報導，我們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，而任何問題祇要被媒體加油添醋的炒作，再怎麼虛構不實，人們立刻就會將它視為一等一的大事。在這種「過現實」的媒體時代，離開了媒體即不再有任何意義。

於是，媒體時代的政客或名流，他們存在的意義，已不再是從前那種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、「立言」的舊價值，而是必須藉著不斷的動作和表演，讓自己占住媒體的版面或新聞的時段。由於有太多人都在搶版面和時段，於是，各種驚世駭俗的動作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奇談怪論，或者煙視媚行的舉措，遂不斷地出現。政治也就因而愈來愈像是一種「表演」，而不再是古典時代所謂的「志業」。在這樣的脈絡下，以前所謂的「政治績效」，遂讓位給了新的「表演政治」（Performance Politics）。當代的政治術語裡，特別強調政治的可看性，例如，政治人物或名流經常和「值得看的東西或場面壯觀的表演」（Spectacle），以及「劇本或情節」（Scenario）等相連，它所反映的，即是政治表演化的結果。而政治當然也因此而變成了另一種新的演藝事業。以前的政治人物必須著重思想的嚴謹一致，不能自我矛盾；而到了現在，政治已表演化，他們的言行遂變得更像演員一樣，隨時根據場景的需要而調整角色，是否邏輯一貫已不再重要。

因此，美國當代主要評論家，甫逝世未久的羅傑斯大學教授拉薛（Christopher Lasch）遂指出：「當今的政治已變成一種壯觀的表演，表演所造成的偽事件已成了唯一的真實。」

而一切都表演化的結果，當然造成了價值的虛無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獨特的「成名文化」。任何人祇要敢於做出媒體會大幅報導的動作，他就會很快地成名。這是一種不管好名壞名，祇要成名就好的新價值。這種新價值會使得還有一點尊嚴感的人，寧願自動地靠邊站，也不要變成濁世裡打滾的泥巴英雄，這種「成名文化」發展到最後，就會出現美國已發生過多次的極端案例；最好最快的成名方法，就是去把另一個名人殺掉。稍早前有個惡徒，曾致函聯邦調查局，問要殺掉幾個人，才會有全國的知名度？答案是六個－－當他連續殺到第六個人時，他果然成了全國性媒體大幅報導的人物！

政治和一切行為的表演化，這乃是媒體時代的新媚俗。它固然和媒體那種刻意追求新奇、荒誕、離譜的本質有關，但換了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也未嘗和媒體時代知識分子的角色墮落不無關係。知識分子們在壓迫的時代會挺身而出，他們知道歷史會站在他們這一邊；但在媚俗的媒體時代，由於媚俗者才是站在大眾的那一邊，遂使得知識分子們面對媚俗也失去了他們的義憤和勇敢，甚至於還去附合這種媚俗。最近，大陸有兩名女作家衛慧和九丹，都靠出售自己的身體經驗而走紅，並美其名為「用身體寫作」，這當然是一種媚俗的表演。而非常奇怪的，乃是許多一向還算敢言的批評家，碰到了這樣的情況，也加入了媚俗的行列。這顯示出，知識分子爭自由或許比較容易，有勇氣去抵抗媚俗，抵抗媚俗時代的表演，才更艱難。新的媚俗英雄，早已戰勝了古典的人文英雄。

知識分子在一切皆表演化的時代，已完全無能為力，除了他們面對媚俗而有所畏懼之外，更重要的，乃是在媒體時代，由於大量的訊息已淹沒了一切，他們由於知識的怠惰，已不能用更大的努力，由訊息之海中去尋找意義，並據以做出新的批判與反省。於是，面對大量的訊息，他們遂墜入到訊息的迷霧中，再也找不到意義。當代思想家布希亞（Jean Baudriliard）即曾如此說道：「我們生存在一個愈來愈多訊息，但卻愈來愈少意義的世界裡，訊息已完全地摧毀了意義，或將意義中和掉了。……當今的失去意義，當然和媒體，尤其是大眾媒體的將意義溶解有關。它使得政治及歷史的真實因而失去。」

意義是一切的座標，當人們能夠理解意義，始能據以做出論證與批判，當意義消失，各種破碎的訊息，前言不搭後語的說話，以及機會式的表演不斷。價值的錯亂和虛無當然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歸趨。也正因此，兩位美國知名評論家柯林斯及史可佛遂要以整整一本書來宣稱「人們的論證推理能力在這樣的時代，已告失去」。

因此，我們現在可謂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，人們已有了思想表達的自由，但弔詭的，乃是反而不再有思想。思想這個領域，已讓位給了各式各樣的表演和成名文化所帶起來的衝動。不但政客名流耽於表演，甚至連反對派也同樣的以表演為尚。稍早前，美國雷根總統曾說過：「政治不過是個演藝事業。」他老兄可真是說對了。另一媒體評論家伯恩斯坦（Carl Bernstein）也說過：「我們國家已到了創造出一種真正新的白癡文化的時候。在我們的歷史上，這是第一次，那些怪胎的、笨蛋的、庸俗的事變成了新的文化規範，甚至還成了我們的文化理想。」這是個一切都讓位給了「表演」的時代。人們已無法分辨什麼是真，什麼又是假。而祇看到各式各樣的表演與動作像走馬燈般的不斷上演，今天演過了，明天又換了另外一套重新登場。會表演，有動作的人，不管好戲壞戲，祇要是戲，它就有觀眾；如同不管好名壞名，祇要成名就好。一切表演化的結果，使得Performance 這個字的其他意義已完全地被溶解，祇剩下「動作」。這也就是說，在一切唯表演化的時代，無論什麼都一層層的被剝除，被簡化，最後化約到祇剩下「動作」！

因此，當今電視記者，幾乎每天報新聞時，都翻來覆去地用「進行（或做）一個××的動作」，這是無聊的美式語法，乍看毫無意義，但其實卻極具意義，這樣的語法裡，已將我們社會那種虛無化的、泛動作的時代特性濃縮了進去！